陈一鸣结束了发言，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显然众人都没想到，小陈导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连跟他比较熟悉的马二爷和孙副主任，都没有掩饰脸上的惊讶表情。
二大爷心说，你小子咋这么实诚呐！
我是让你在明天的研讨会上随便应付一下，没让你在今天的内审会上掏心掏肺啊！
还是说伱觉得老孙是孙猴子，啥事都能帮你兜瓷实喽？
最后还是提问的余教授打破了尴尬的沉默，他笑着对陈一鸣说道。
“你这位小同志还给我留了面子，当我听不出来吗？你明明就是借今讽古嘛！
思想觉悟总是有高有低的，所以我们才要弘扬高的，批评低的，这样个人、集体乃至社会才能持续向前。
而这正是主旋律电影的价值所在，不是吗？”
陈一鸣咧嘴一笑，还颇为做作地摸了摸头。
“余教授您说的对，所以随着故事线的推进，主角也在战友的影响下经历着蜕变与成长，毕竟电影的时间跨度只有2个多小时，剧本里的进步速度已经是飞速了。”
老余啼笑皆非地虚空点了他一下，“你个小滑头，行啦，算你过关。
时代在变，人在变，主旋律没理由不变，你只是把起点压低了一点，表现空间拓宽了一些，算不上什么原则性错误，试一试也好。”
余与飞的肯定让会议室里的气氛缓和了不少，马、孙两位大佬稍稍松了口气。
李箭觉得对589阵地的指挥官着墨少了些，态度过于公事公办，台词里没有表现出对牺牲战友的痛惜，以及对传令二人组的担忧。
配角的话，陈一鸣就可以把创作规律掏出来了，反差论万用万灵。
陈一鸣表示，后续的渡河危机是589阵地的机关炮解决的，为此他们担下了暴露重火力的巨大风险。
通过实际行动体现战友情，应该比直接说台词更能打动人。
而引导观众自己推理和思考，想必也比演员直接演出来，更能让观众收获体验感。
王树斌是拍老了红色题材的，他问得要比李箭尖锐得多。
他对剧本的评价是“过于克制”，甚至是“克制到显得刻意”。
他问陈一鸣究竟是怎么看待我军战士的，么得感情的职业士兵，还是挣扎于战火的流离者？
主角遇到的战友为了掩护他，牺牲得毫不犹豫，但剧本里并没有给出任何动机，做出任何铺垫。
归根结底，剧本没有回答我军为什么会胜利这个关键问题，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陈一鸣彻底放开了，他不仅没有变脸，反而给老王鼓起了掌。
“王老师，您的反应与质疑，正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观影反馈，说明我的路子没走错。
在您看来，剧本里对每一名战士的刻画，他们的行为与言辞，有任何歪曲或是抹黑的地方吗？”
王树斌想了一下，迟疑地开口答道，“没有。”
“然后我想问，一秒生一秒死的战场，是解释原因动机的场合吗？”
王树斌没有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人物的关键选择当然要有动机有铺垫，但不一定通过台词直接说。
我想最终的成片应该可以回答王老师的疑问，毕竟镜头里的演员，可以通过肢体和表情反映内心情绪，这不是我用片面的文字可以讲清楚的。
最后我想说，访问过天马山战役的李玉成老英雄之后，我开始真正理解我军战士的选择。
他们首先是恪尽职守的士兵，然后是被坚果拉入战火的百姓，最后才是以身许国的英雄。
这是一个渐进的认知过程，当年参战的数十万战士，有的意识到了，有的没完全意识到，有的还没意识到已经牺牲，有的回国之后才意识到。
王老师问我知不知道我军胜利的原因，我的回答是，因为我军大部分战士认识到了
不同的认知，决定了不同的选择。
想要清晰反映这种认知变化，不是《1951》区区2小时电影能够承担的任务，我背不动。
我只会如实还原当年战场的片段，把背后的认知过程交给观众。
不同认知水平的观众，自然会有不同的观感。
一定有像王老师一样的观众，试图去深入探究人物内在的动机。
次一级的观众，会感慨于我军战士的英勇无畏。
至于信仰动摇的观众，会质疑电影在刻意美化。
不管哪一种观感，都能引发对那段历史的讨论，《1951》也就达到了目的。
其实故事里的主角，到影片结束的时候，思想认识也不过走到
但即便如此，对比刚刚领受任务的时候，他的成长已经足够明显。
主角才17岁，他完成了任务、活了下来并收获了成长，虽然电影没有接着往下拍，但我相信观众能够在想象中延续主角的未来。”
……
内审会一直开到晚上8点，陈一鸣拿出浑身解数舌战群儒，努力保住几个主要人物的人设没有被大删大改，不过部分台词、细节的修改终究在所难免。
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侯永老师，他的镜头本来就不多，结果起码三分之一的台词被挪给了团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