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频繁使得正常的赋税征收工作受到极大阻碍，中央政府无法按照既定额度收取税粮，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朝廷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如滥发货币以弥补财政亏空，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加剧了通货膨胀，损害了货币信用和市场稳定。
此外，为了补充兵力、修筑防御工事及供给前线所需，东汉政府频繁征调民力，大量壮丁被迫离开家园投入战场或劳役，农业生产劳动力严重短缺，民间疾苦日甚一日。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困顿不堪，地方离心力增强，中央集权面临空前挑战，社会危机步步加深，为东汉末期的动荡不安埋下了伏笔。
四、汉安帝后期的内外交困与政策调整
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汉安帝虽在延光年间试图调整政策以恢复国力，但成效有限。延光二年（123年），北匈奴与车师联手再次侵扰河西四郡，迫使朝廷面临是否继续经营西域的战略抉择。大臣们普遍主张放弃西域，这标志着东汉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从积极开拓转向守成收缩。
五、汉安帝刘祜之死与东汉王朝的命运转折
汉安帝在位期间未能有效扭转东汉走向衰败的趋势，其本人于延光四年（125年）驾崩，年仅32岁，身后并未给东汉带来长久的安宁。他的去世成为了东汉王朝逐渐陷入动荡与分裂的一个重要节点，预示着未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综上所述，汉安帝刘祜在位的十九年间，虽然他个人能力饱受质疑，但其统治时期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无疑加速了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羌族起义作为这段历史的关键事件之一，生动展现了东汉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边疆治理以及国家整体战略上的诸多问题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