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市中心医院
心理科预约会诊的病人很少挑在工作日的傍晚时分，所以等候区里只有廖廖几个人。余淮陪白锦坐在松软的皮质沙发，而白锦的神色还是悲伤的、忧郁的。
其实啊，心理科和精神科不分家…
“余淮。”她忽然开口，呆呆地说：“你说，会不会，我的精神衰弱和噩梦，不是因为童年时期的经历，而是因为，我身上有妈妈的基因。我…”
余淮立刻打断了她。
“别胡思乱想，你只是创伤应激而已。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他紧握住白锦冰凉的手，极力劝说她不要乱想。“你再这样说，我要生气了。”
“……”
“锦儿，我想，不论你的母亲是什么样，她既然留给了你美好的印象，那她一定就是爱你，一定希望你好好地走下去。虽然过去有些坎坷，但现在也很好，不是吗？你还有我，还有弟弟，还有徐若菲这样的闺蜜…难过的事情会慢慢淡去的，相信我。”
余淮擦掉了她眼角的泪水，像过往的十几年来，他一遍遍做过的那样，重复这一动作。白锦的心情明显舒展了些，悲伤的面容中，终于多了一点点笑意。她说：
“谢谢你，余淮…”
“谢我做什么…”
“不。”白锦摇摇头，反握住他的手：“我不能因为你一直陪伴着我，就觉得你对我做的一切都无所谓。谢谢你，余淮。这么多年，如果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余淮对这番感谢的话，反倒有些羞涩：“没事啦…”
白锦看着余淮现在已经是成年人的面孔，还是会想起小时候，那个脸蛋肉嘟嘟，似一个奶团子的余淮。
“我还记得，你一开始来和我搭话，不是自己的本意，而是老师叫你来的呢。”
余淮点点头，承认了这一点。“你一开始还很讨厌我呢！”
“但是我后来就喜欢上你了呀。”想起这些事，笑颜终于在白锦的脸上彻底展开。
“嗯嗯，后来我也自愿陪着你了。”
啊，其实，童年也不光是残酷的回忆呀…白锦心里想着，不自觉地笑出了声。
余淮瞪着她说：“你在笑什么？一定是想起我小时候做的糗事，在嘲笑我，对吧？”
“没有。”
“肯定是。”
“真没有！”
他们拌了几句嘴，然后都在笑。余淮看看时间，发觉有点晚了，说要去给她买晚饭。
“你坐在这里等哦。”
余淮离开了，而白锦还想着她和余淮的事。从CAsp，到分配地方警局作顾问，余淮几乎跟她形影不离。她这样敏感又脆弱的心灵，被余淮日复一日从不厌倦烦躁地呵护着。想想在这世上，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要何其难寻。
她真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遇到这样温柔的余淮，她要如何熬过病痛和孤独。
鬼使神差地，白锦从包里掏出了笔记本。之前，她在笔记本中写满了她寻找的回忆，而这次，她打算写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不需要寻找，但于她格外珍贵和重要的记忆——
〔白锦的回忆5〕
这次我决定写的东西，从找寻遗失记忆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但，也许，正如余淮所说，除了痛苦的过去，我还拥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
就像是幻想中孤儿院的模样，CAsp有一群年纪很小的孩子，被老师引领着，学习和锻炼。除了想念弟弟，我其实很愿意待在这里。因为我对父亲的恨意，是作为一个刚刚十岁的孩子都能清晰认知的。但是，在CAsp的日子里，我有如依旧困于别墅般内心孤独。
我做事的完美主义和追求极致的心态，是我的习惯。这使我更加孤僻和不合群。老师常常找我谈话，但并没有什么成果。直到不知哪个老师授意了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来找我。
在晴朗的下午，放风时间，我坐在枫树下独处，那男孩就来了。他拿了一块甜腻的糯米糕，要给我。我不要，甚至连理都不愿理他，将头别到一边去，看天边的云彩。
“是老师分的，这是你的那份。”他要把糯米糕塞到我手里，而我叫他离我远点。他不听，争执之中，我意外将他推倒在，随后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好在柔软的草坪根本摔不疼人。
糯米糕掉在了地上，我想他会哭着跑去找老师，但他没有。他只是很惋惜的说要再向老师要一块了。
“你就是要来了，我也不吃。”我很倔强地说。随后爬上了旁边的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爬到树上玩，未能看到更多有趣的风景，毕竟我不太和小朋友们玩）。
男孩像是没了主意般，蹲在原地，嘟嚷着“糯米糕要被蚂蚁吃掉了”这样的话。我不理会他，他便一直说。从闷闷不乐，到好奇，到欢天喜地的语气——“有两只蚂蚁爬到糯米糕上”“他们搬来的支援”“哇，他们要把糯米糕瓜分啦”“哦！另一只蚂蚁大军，他们要打起来啦”“棕色的蚂蚁们抢占先机，夺走了更大的糯米糕”…
我记得那时我很反感他，但我没有办法赶走他，他就这样在树下嚷嚷了一下午，我在树上坐了一下午。后来，我不耐烦了。趁他关注“蚂蚁大战”，从树的另一侧爬下去。没想到他还是察觉了我的逃跑，不假思索地追上我，抓住我的手。
“你干什么？放开我。”“糯米糕…”“不都被蚂蚁吃掉了吗？”“那我带你再去向老师要一块。”“早就被分完了吧！”“那好吧…”
他终于松开了手，慢吞吞地、有点不舍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膜包住的、已经有些压扁了糯米糕。他把它掰成两半。
“这是我那份，分你一半。”他说。委屈且不舍地把一半塞到我手里。
我没了辙，冷着一张脸收下了它，立刻要走。男孩却像狗皮膏药般跟在我后面，喋喋不休地说话，怎么赶也赶不走。
“白锦，白锦——”他开心地嚷嚷：“我知道你的名字。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吧？我叫余淮——需不需要我写给你看？…白锦，白锦——我们以后就是好朋友啦！”
“谁跟你是朋友啊！”
“孙老师说，不是亲人，但又在一群小朋友中，和他最亲近，那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你都不理他们，但是你吃了我送你的糯米糕，那我不就跟你最亲近嘛！”
我被他的理论惹得哭笑不得，回头便赶他走，让他不许跟着我。可他不听，就一直跟着我。吵着要和我去玩沙包，去捉迷藏，去看图书…从下午跟到晚上，从今天跟到明天，从夏天跟到秋天…在一个他被老师提问而我给他打手势的合作之后，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即使后来我在机缘巧合间知道，余淮主动来找我玩不过是老师的嘱咐，我仍不理解是什么样的心理鼓动他一直坚持死皮赖脸地跟在我身边，直到我同样向他表示好意。也许是我们有些同病相怜——余淮的父母皆是殉公警察——在节假日，CAsp的孩子们被父母接走时，我们能相依相伴，排解孤独。
后来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会在用餐时坐在一起聊天，在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一起爬树逗野猫，一起做小组任务。在我帮余淮作弊之后被老师抓去站墙角。老师抱怨着当初不该叫余淮去找我，这样带坏了我。我知道这是假抱怨，因为老师们仍在把我们分在一组做任务；同龄孩子们进入青春期后，老师们严厉打击早恋风气，却默契地不管我们的形影不离。
孩子群里有很多非议，但我懒得搭理，余淮更是好似聋了一般，把男孩子们的恶意调侃当做玩笑话。这显得他在同龄人之中更加成熟和情绪稳定。
但实质上，余淮也有着顽童和执拗的性子。在我们十三岁那年，练习15米内手枪射击时，因为认定老师判错了冠军应当归谁，他在沙地上和一个女孩子打了起来，脸上被狠狠地抓了三道血痕，至今仍隐隐看得见疤痕色差。
我还记得事后我一边为他处理伤口，一边斥责他不该和一个女孩子打架。他指着伤口嚷嚷说那女孩子才厉害得很，分明是他被摁着打。别看他嘴上抱怨得起劲儿，不过几天他又与那个女孩和好了，并对她的手枪技术赞不绝口。
一天，老师带我们玩“筹码与机会”游戏，实则是训练我们运筹全局和调配物资的思维能力。我和余淮照例待在一起，那个女孩吹着口哨，甩着装筹码的小布袋子逛到我们面前，问余淮打算怎么玩。
“我有个大计划——把一半筹码压到6号案上——我看好6号案。”她很自信地说：“你觉得呢，要不要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