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首歌 工



    半工半读，顾名思义工是主要的，为了未来的工，先在这里打底，大部分同学分在磨活、铡活车间，据说广州销售火爆，戒面供不应求。三科的工人就变成两班倒了，歇人不歇机器，同学们也就随着他们两班倒了。早晨六点上班，下午两点下班；晚班中午两点上，晚上十点下班。不管什么班，同学们都少上一个多钟头。我在维修组就不需要倒班了，跟着师傅们到各车间修皮带轮、换轴承，看着其他同学磨着那绿油油的翡翠，什么机器抖了、铊子偏了，都需要师傅们修理，我们就给师傅们打下手。师傅对我极为尊重，不叫我全名，称呼我为小李，张师傅如父亲般的呵护，许师傅如兄长般的教诲，王师傅在干活时脏活累活总是抢在我们前面，干活时有时手把手的教，一遍遍的示范，机械常识、理论方面的不断指点我们，为了我们的安全，机器绝不许乱动。在这温暖的环境中，如沐春风，如浴雨露，滋润着我被人漠视、干涸的心田。和师傅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和对知识的渴望，几个月下来，和他们没呆够，真想正式分配工作时还可以和他们在一起。若车间没事时，就在组内练拍砣子，锉六方，打扁錾，做刮刀。过一段时间，同学们天资显现，路桃明被专职学开车床；吴云春专职拍砣子；我们依然照旧。我勤快，我有眼力见，招师傅喜欢，但……过了一段时间，维修组进行了考试，我仅得了85分。人虽刻苦，但扎着两手干不出活来，哎！天分呀……



    第五首歌



    学



    时间平静的度过，同学们却不平静的生活着。家里条件好的同学，总是吃些肉菜，他们不用带炸酱或咸菜；冬天过去了，他们都换上了新衣服，上完班还可以换衣服显摆显摆。更大的变化是，他们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飞跃，长足的进步。记得开学后不久，三科团支部召开团员入团发展大会，可能由于我干活太卖力气，显得突出，我们老师叫我和全班唯一的共青团员徐树英去参加。当时全班就让我这么一个青年去参加，不懂事啊、不开窍。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进步，什么叫靠拢团组织，更不理解老师看重你、在培养你，因为在以前的学习生涯中，一直是下九流，甚至不入流。上课时坐在最后，时不时被老师轰出教室，动不动就找家长，放假时还得上补习课。现在老师垂青，你却浑浑噩噩，就知道干活、瞎玩、瞎闹。后来团支部要求写过入团申请书的同学去听团课，结果宿舍里就剩我和冯长木两个人。原来他们都写了入团申请书，哎！又被划为后进学生、帮扶对象了。同学们积极靠拢团组织，写思想汇报，抢着做好人好事，互相交心，男男女女晚上不回宿舍，唱歌、吹笛子、打快板，我呢？怎么也合不上群，他们那些玩意，我一样也不懂，像离群的孤雁悲凉的望着他们，我只在我的珠算和钳工工艺中找到快乐。慢慢的成了被帮扶对象，被批判的对象，不突出政治乃至白专。我是学校里最小的一个，也是全学校最穷的一个，同学们最看不起的一个，政治上最不开化的一个，但我是算盘打的最好的一个，淘气出边、鬼故事连篇的一个，就是没有思想，所以不会汇报，左嗓子导致不会唱歌，写的字像蜘蛛爬一样，写黑板报的任务永远落不到我头上。王学月能打快板，就算个文体骨干，德连乐见老师就有说不完的话，当然老师就喜欢。等到学校快解散的时候，我才知道年轻人要入团，政治上要开展等等。谁知道我也写了入团申请书，还没琢磨好怎么写思想汇报时，学校就散了，分配工作了。入团的事只能在工作之后“而今迈步从头越”了。难啊！那是后话。



    既然是半工半读，就再说说是怎么读的。学校发给每个同学一本《毛泽东选集》，一本《对外贸易基础知识》，一本《珠算》，一把算盘。学校嘛，总算是发书了，有的学了。上课时主要是学毛选，《为人民服务》，《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青年运动方向》等等。好像读的一个星期中，主要就学这些。有时潘老师给念念《对外贸易基础知识》。不过每星期准能学两天珠算，背口诀、打算盘、对外贸易是对外的买卖和交换，可我们这主要是磨石头，所以学起来也不带劲，全当休息一个星期吧。算盘还是不错的，每天吃完晚饭可以打着玩，很快我就成了全班的前几名，打的又快又准。在学校里跟老师关系如何呢？吃冰棍拉冰棍----没话。老师喜欢和女同学逗着玩，我看不惯，而跟女老师，我更不知道说什么。和我说过话的男同学不到一半，百分之九十的女生没有和我说过话，孤僻、木讷的我，只有在工人师傅那里才有说不完的话。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去车间或师傅们的宿舍。学校的生活和工作中的点滴就介绍这么多。



    第六首歌 学校散了



    我们大部分同学是五月份分配的，在三个月前，外贸局人事处的王风有来到了学校，学校的潘老师、三科的党支部书记、科长、还有车间的班组长、白天黑夜的在一起研究了好几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分配工作的事，但不知道是哪个单位要，要多少人。我们这个学校才办了不到五个月。全班集合，潘老师宣布：根据需要我们有德连乐等十名同学提前分配到中国工艺品总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这里面有两名是我们维修班的。宣布结束了，一会就有了哭声。先是被分配的哭，后又招的好些人哭，那几个老师、班组长都哭了。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哭！挣钱了，不拿津贴了，怎么倒哭了，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了欢送被分配的同学们，全校同学集合在教室前面的空场上，拍照留念。



    几天之后来了一辆大卡车，把提前分配的同学带走了。劳动节过后，这位人事处的王风有又来了，一下子住了好几天，整个学校都不消停了。据说学校要散了，全部学生都分了，有好多单位需要人，有的单位好，有的单位赖，有的活轻松、有的累；同学们之间都在瞎猜，因为都是道听途说。我只想被分配到房山就好了，可以一人一个床，如果回到北京，又得回家挤在一张炕上了。分配后就该发工资了，肯定比这14元多。



    经过平静又闹闹哄哄的几天，终于在教室里开会了。潘老师讲：根据形势需要，所有同学都要分配到各个单位，咱们这所学校就要结束了，咱们学校有很大成绩，培养了朴素的劳动品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又有许多人讲话，说什么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大抵就是一些鼓励我们、给予我们希望的话等等，就是没说到新单位能挣多少钱！但是到最后说了句重要的话：今天五月九号，大家明天收拾好行李，外贸局来车送大家到南大礼堂，然后各自回家。十一号休息一天，十二号早九点到外贸局会议室开会，谈具体分配事宜。1966年5月10号，还是三辆大卡车，拉着我们回北京了，学校散了，我们长大了吗？好多同学都哭了，我是麻木的，但这近七个月的经历，一定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