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刘博源在榆林城发展的热火朝天之时，远在大明南方的湖广之地，却是掀起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暗潮。

　　而这股暗潮的源头，就是被朝廷招降的流贼巨寇张献忠。

　　时崇祯十二年初春之际，湖广巡抚余应桂上书熊文灿，声言‘张贼必反’，建议‘可先未发图之’。

　　然而，余应桂的这封书信，却是被张献忠的哨骑截获。

　　张献忠在知晓了此事后，立即将书信誊抄，送到了郧阳巡抚戴东旻处，请求戴东旻转告于熊文灿。

　　熊文灿在收到书信之时，正值他兵败于清军之手。

　　为了安抚张献忠不再造反，保住他五省总理的位置，熊文灿便上疏弹劾余应桂破坏抚局。

　　崇祯皇帝收到弹劾奏折后，大怒之下将余应桂逮捕入狱，随后又发配遣戍边地。

　　也正是此事，使得张献忠更加的警惕，时刻防备朝廷的围剿。

　　时值二月初，清军北撤出塞之后，杨嗣昌才有精力将目光放在张献忠的身上。

　　在三月时，杨嗣昌接到谷城县令阮之钿的上书，言明张献忠在谷城大肆招兵买马，修戈造器，掠夺富户钱粮，颇有准备再度起事的可能。

　　四月间，房县知县郝景春也上书杨嗣昌，请求派出兵马，彻底围剿招降的小秦王白贵、托天王常国安、事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等流贼。

　　两名知县的上书，使得杨嗣昌更加坚定了彻底剿灭流贼的决心。

　　四月下旬，杨嗣昌上奏崇祯皇帝，指出招降的张献忠、白贵、常国安等流贼必然再度造反。

　　恰好此时整个九边之地没有任何的战事，崇祯皇帝当即同意了杨嗣昌剿灭流贼的奏疏。

　　四月底，杨嗣昌与熊文灿在经过一番密谋之后，准备抽调大批军队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想以迅雷掩耳之势歼灭谷城、房县等地的流贼。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杨嗣昌与熊文灿一边派人混进谷城与房县之地，了解张献忠与白贵等流贼的兵马强弱，又一边檄调入卫京师的甘肃镇总兵柴时华、宁夏镇总兵祖大弼及京营劲旅南下湖广。

　　但是，柴时华与祖大弼却以各种借口不肯南下。

　　杨嗣昌无奈，只好上奏崇祯皇帝，请求派遣新上任的陕西三边总督郑虫崇俭出师关、洛，向郧阳、襄阳地区移动。

　　随后，杨嗣昌又命四川巡抚傅宗龙统领川兵逼近郧阳，配合熊文灿麾下的总兵左良玉、张任学、陈洪范、龙在田等部，分路并进，包围谷城，准备出其不意的偷袭张献忠。

　　可就在杨嗣昌等人定下计谋，忙于调兵筹饷之时，张献忠也早已探到了官军的举动。

　　于是，张献忠决定先发制人，提前起事造反。

　　五月初九。

　　张献忠率领流贼重新起事，轻而易举的攻占了谷城，随后打开仓库，释放囚犯。

　　谷城县令阮之钿被逼无奈之下，只得服毒自杀。

　　张献忠在攻占了谷城之后，立即在城内各处街道及墙面张贴告示，宣布自己的起事，全都是因为熊文灿的逼迫，并公布了熊文灿及其他官员索贿的钱财数量及时间。

　　张献忠的这番举动，就是要彻底的揭露大明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也表明自己的起事是正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