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房东边，有个简陋的花园，用木栅栏围着，还可看到乘客翻越天桥上车的情形。
车站门前那块场地，市民叫它为“杂拉地”，满地铺着鹅卵石。上下车的旅客每天不太多，而这里却是很热闹。
好多个小摊子，就地摆个瓦锅腔子，放个小案桌子，炸油条、炸糖糕，那油锅里的香油味，飘得真远，让人没到跟前早就闻到了。
走动的小生意也不少，推独轮车卖布的、扛草把子卖冰糖球的、卖茶叶鸡蛋、卖香干臭干的；手提大瓦壶卖茶水的……他（她）们在人窝里钻来挤去。
柳曼兴致很高，她去摊上买来上十个茶叶鸡蛋，用手绢兜着。
车站进出有些戴“红帽子”的人，专为旅客装卸和搬运行李货物。那红帽子很像太阳帽，作为搬运行业标记，虽然后来并不天天戴在头上，但依然能揽了站上的活。
他们与站上警务人员很熟，有些走私的人，不好出站，也就花钱请“红帽子”进出站搬运，好混过关。
他们是傍晚时分下的火车，暮色苍茫中，蚌埠火车站站牌、站内景、站牌中文拼音标识为peng pu分外醒目。
当时蚌埠城市的规模也不大，对于从都市南京来的他们来说，简直是寒酸。
他们找了一家比较大的客栈，这主要是考虑他们的身份一一在灾荒年代仍然可以外出观光旅游，在当时的中国，一定是中产阶级以上。
但是在登记的时候，俩人却纠结了一会儿。
那个服务员很傻冒。她问:“请问您们要几间房？”
柯岩回头望了望柳曼，即回答说:“两间。”
“有身份证吗？”服务员见柳曼不悦的样子，又问。
“有。”柯岩把两张身份证递了过去。
“既是夫妻，为什么还要两间房？”服务员诧异地问道。
“不是你问我们要几间房吗？我还以为在你们店里住，都是一人一间房呐！”柯岩调侃地说。
“哦，很对不起！是我的错。”服务员赶紧道歉。但是她却不忘说明了一下，“您这位太太太显年轻，太漂亮了。”
“是嘛？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们的实际年龄相差没超过八岁。”柯岩还是用调侃的语调说。
“是么？您太幸福了！”服务员夸赞道。
进了客房，发现里面只一张双人床。于是柳曼就说:“科长，你怎么那么快就答应只要一个房间呐？”
“我有什么办法，她查我们的身份证，这身份证是假的，你叫李瑞英，我叫……”柯岩迟疑了一下，他还不习惯他的新名字。
“你叫赵大年。”还是柳曼替他回答。
“对对，我叫赵大年。”柯岩赶紧说，“宋朝皇姓，过大年！唔，这名字其实很好记。”
“可是你竟没有记住。”柳曼略带讥讽地说。
“还是回到眼前的现实吧！”柯岩说，“小曼，你刚才问什么？”
柳曼脸一红，她没有说话，只是用下胲点了那张双人床一下。
柯岩环顾四周，发现这张床占据了房间的大部空间，里面除了一张小桌子，两个小凳子，什么也没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床上用品也是共用的，一床垫被，一床盖被，两个枕头还是连在一起放置床头。
或许柳曼一进房门就发现了这些，所以她才那样问。
柯岩哑然失笑。
“怎么办？”柯岩故意皱着眉头问。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将就着睡呗！”柳曼平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