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的上海联合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只有三名董事，分别是奥姆（e）、吉卜(h.B.gibb)、桑恩（j.thorne）。本届董事会不设总董，由奥姆代行总董之责。


这三人都是英国商人，因为英国人在租界势力最大，租地最多，在一年一度的租地人会议上投票权最大。


按照惯例，联合租界每年召开一次租地人会议，选举产生当年董事会成员。如果不出意外，按照各国侨民在租界上的地权大小，英国人将继续霸占工商局董事会。


这天，丁日昌按照约定，准时来到租界工部局。帝国已经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丁日昌任上海军政委员会主任，兼任市长，地位尊崇。


租界工部局不敢怠慢，派总办弗里曼出城迎接。


总办处是工部局的领头机关，设有总办一人。工部局设有多个委员会，负责办理各项具体事务。董事会通过总办操纵各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此时的总办弗里曼，兼任董事会秘书，是工部局的实权人物。不用多想，弗里曼也是个英国人。


上海舆论界风向已经转向，大部分人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富有潜力的国家，具备取代满清的实力。


洋人之间谈论最热烈的话题不是中华帝国能否取代满清，而是一系列更加尖锐、复杂的问题：


中华帝国需要多久时间能够推翻满清？如果采取强有力的干涉，能否阻止帝国推翻满清？假如不能阻止，洋人的干涉又将怎样影响外国与中华帝国之间的关系？外国能否在复兴会与满清的争战中争取最大的利益……


丁日昌乘坐马车，在弗里曼的带领下，来到工部局大楼前。


奥姆董事已经侯在楼前。他是一个年近五十的英国商人，贵族出身，看到丁日昌不过三十多岁，不免有些意外。


弗里曼向奥姆介绍过丁日昌，奥姆与丁日昌握手，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道：


“市长先生，幸会幸会。我听说阁下曾任广三铁路的总办，料想阁下一定是个阅历丰富的人。想不到，阁下居然如此年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个英文翻译把奥姆的话准确地译了出来。


丁日昌神态自若，说道：“我们中华帝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也是一个年轻的官员。中国尊重英国在华利益，我也尊重阁下在工部局的地位。


“一句话，我们衷心希望建设好上海，也希望工部局服从上海市当局，创造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宜居的租界。”


丁日昌气质儒雅，谈吐自信，令奥姆感到眼前一亮。只是，丁日昌的话绵里藏针，与那些唯唯诺诺的满清官员截然不同。


奥姆敷衍一番，把丁日昌延请进入工部局大楼会客室内。


坐定以内，印度仆人奉上清茶。


丁日昌略作寒暄，随即开门见山，转入正题，问道：“上海市军政府昨日已经发函工部局，请工部局引渡何桂清。奥姆先生一定已经看过公函了，不知作何应对？”


这咄咄逼人的态度，倒像是洋人逼迫满清官员。奥姆一向厌烦满清官员，觉得他们遇事推诿，永远没有准信。可面对着丁日昌的质问，奥姆倒变成了满清官员，吞吞吐吐地说道：


“何先生是清朝两江总督、太子太保，地位尊贵，目前在租界寻求政治庇难。作为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上海租界章程是英、法、美三国与清朝政府签订的。若有司法引渡，也应该由清朝方面与租界工部局交涉。因此，从法理上讲，我们不能把何先生交给你们。”


丁日昌冷笑一下，对道：“奥姆先生，我们两国建有外交关系，在司法问题上也有协议。针对罪犯引渡，两国有着明确的规定，亦有着成熟的机制、丰富的经验。


“出于对工部局的尊重，我们愿意继续承认租界，继续由工部局管理租界。但工部局对租界的管理，正如其名，仅限于工程领域。”


听到这儿，奥姆心头一震。因为他知道，丁日昌所说不假。


租界工部局原本是办理工程建筑的机构，仿照清政府六部中的工部，故取名为“工部局”。后来，因满清上海官府不作为，不愿、不敢敢管理租界，工部局便趁机扩大职权，演变为实质性的租界行政机构。


丁日昌继续说道：“常州士绅指控何桂清犯有故意杀人罪，人证物证口供俱在。此案件涉及十九条人命，早已闹得沸沸扬扬。


“上海的报纸对此广有报道，舆论反响强烈，民愤极大。常州、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屡有民众前往当局请愿，要求惩办何桂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