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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珍与杨度等人发现自己突然就被堵在四平无法离开。整个四平所有街道全部被管制，莫说想离开四平，各个街口全都上了拒马关卡，没有证件，连离开街区都办不到。王士珍与杨度都见识过大场面，吕风当过参赞，三人并没有因此露出不安的神色，甚至在旅馆里面悠然自得的下棋解闷。

　　吕风本就是来凑数的，此时神色镇定，心中却很是期待能赶紧离开。下着棋，就忍不住请教，“却不知何时才能放开路禁。”

　　说完，吕风看向王士珍与杨度，就见两人全然没有回应，只是你一子，我一子的继续下棋。吕风只能站起身，推开窗户，就见街道上行人皆列队而行，宛如军队。不过道路上有些放学的孩子们，也整齐的排着队放学。到了各个路口，向里面走的学生们分出小队，看着又井然有序，又是可爱。忍不住叹息一声。

　　却听背后杨度笑道:“王公，这盘我输了。”

　　王士珍语气平淡，“杨世兄，我看未必。”

　　杨度叹道:“本以为我能专心下这盘棋，却发现我修为不够。心中所想的还是些得失。王公，我其实一直后悔，却不知此时若是肯脚踏实地，是否真的晚了？”

　　吕风很讶异，听闻支持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杨度就去学佛了。也搞不清楚杨度这是参的什么玄机。

　　王士珍却不回答，放下手中棋子，站起身离开，把杨度晾在这里。就见杨度无言的坐了片刻，就站起身叹息一声，竟然出门去了。

　　本以为杨度很快就能回来，没想到左等右等都不见他，到了晚饭时候也没回来。吕风不由得心中不安，毕竟杨度也算是北洋派来的人，这么突然失踪，总是不好。就见王士珍脸色更是不快，两人吃完晚饭，吕风没能忍住，问道:“王公，杨先生这是想做什么。”

　　王士珍神色阴郁，沉默一阵后却开口了，“杨度此人只求幸进。当年走二公子的门路，成了袁公私臣。得袁公青睐之后，不求为袁公效力，只求个人荣华富贵。在袁公称帝一事上胡作非为。今日北洋局面，老夫有责，杨度也有责！落魄至今，却不思悔改，又想攀附何老弟的门路，真的是死性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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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风听王士珍这么评价杨度，已经不敢接话。但从王士珍所说判断，杨度这是跑去投奔东北政府了。吕风其实也有这样的愿望，只是不知该如何谋求一个与自己在北洋地位中对等的位置。此时回想杨度所说‘脚踏实地’，有些好奇杨度到底准备如何脚踏实地。难道杨度准备从一个小吏做起么？

　　王士珍此时心情非常不好。尤其是杨度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与王士珍一样，支持袁世凯称帝。抨击杨度，也让王士珍心情难过。但是杨度可以跳船，王士珍却不可以。这就格外令王士珍不快。

　　就在此时，有人敲门。吕风前去开门，就见进来的竟然是杨度与另外两名四平负责接待的人员。杨度也不多话，直接去收拾自己的行李。两名四平接待人员客气的对王士珍与吕风介绍了当前情况，“政府已经发布了甲级总动员令，东北从昨日开始全面管制。按照动员令制度，两位留在东北，已经不能行动。我们建议两位现在就准备回京城吧。”

　　吕风很想立刻出发，没想到王士珍摇摇头，“两位老弟，若是按照规定，老夫可否能在某处住下。若是可以，可否给安排个住处？”

　　“这……我们得回去申请。”工作人员有些为难的答道。

　　吕风看局面如此，虽然很想立刻离开，却觉得现在不合适。只能听王士珍交涉。

　　而杨度此时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向王士珍与吕风道别后，出了门。在走廊尽头还等着工作人员，杨度跟着工作人员出了旅馆，步行经过两个街口，就到了一处办公地。里面已经有人在等，几人也没寒暄，“杨度先生，你请求在东北工作，我方经过讨论，愿意接受请求。杨度先生，你可否了解到，你现在只能前去农村出任基层工作。”

　　杨度此次前来东北，主要是因为他与莫里循都是袁世凯的私人幕僚。其他人都因为当年支持袁世凯称帝，弄到没了下场。都不愿意前来，杨度之所以肯来，完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当年罪孽深重，既然何锐与日本开战，若是能做点事情，对自己来说也是赎罪。

　　向莫里循说了此事之后，莫里循隔了几天才给杨度回答，‘若是杨先生一定要出力，在村里工作，我还能勉强安排。’筆蒾樓

　　信心挣扎了两天，杨度还是决定去试试看。对于自己的性子，杨度其实很清楚，自己未必是真的喜欢攀附，而是不能接受在北洋麾下的职务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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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十八年（1892年），杨度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度二十一岁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闿运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

　　之后杨度去日本留学，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这样的经历，杨度怎可能甘于居人之下。

　　面对东北政府工作人员的问询，杨度此时已经做了决定，“我愿意从农村工作干起。”

　　没想到对面的工作人员竟然坦率的追问:“杨先生，请问您是否愿意去农村出任基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