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并非是用一种看东方风景的态度考虑中国新政府的经济政策，越飞继续问道:“托洛茨基同志对于这个政策当后续发展非常有兴趣，他想请教何主席在后续发展的设计与看法。”

　　何锐并没有丝毫隐瞒，将大概的发展思路讲给越飞。苏联方面的两位记录员的笔刷刷点点的写着，努力在会谈结束后，将最完整最准确的记录内容递交给苏共中央。

　　中方这边的同志心中有些惴惴。把国家发展方向如此坦率的讲给外国，总感觉有些不对劲。而且即便是何锐在文明党中有着极高的威信与领导力，也不是所有同志都完全认同何锐提出的发展方向。

　　何锐自己并不在意向苏联传播政策与理念。身为穿越者，若是连这样的自信与眼光都没有，未免有些失败。

　　会谈进行了好久，结束的时候天都晚了。招待越飞的工作自有外交部人员负责，何锐继续自己的工作，浏览着政协会议的当日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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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关于迁都事宜，何锐不禁微笑。看得出，南方政协代表对于当下的京城颇有怨念，而且迁都的理由十分充分。地理上，当下京城太偏北，不利于各地前来京城的交通。国家安全上，当下京城距离苏联与日本太近。虽然现在的中国不用害怕外国入侵，但是每一次外国从海上进攻中国的记忆十分深刻。

　　作为新首都的城市有三个，南京、开封、洛阳。这三座城市都是古都，地理位置又位于各种意义上的‘天下之中’。

　　何锐正在看，秘书就端了一份套餐进来。青椒炒肉，米饭，紫菜蛋花汤。何锐在吃饭前拿起笔在报告上写道:洛阳地理狭窄，缺乏城市展开空间。南京存在同样问题，还多了水患。开封位于黄河悬河地段，安全问题明显。请求政协对以下建议进行讨论，迁都郑州，直隶河南。

　　放下笔，何锐拿起筷子吃起来。必须得说，类似于21世纪盖浇饭的晚餐让何锐有种很怀旧的安心感。

　　10天后，苏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由越飞同志介绍此次中国之行，苏共委员们对此并不是特别重视。过去几年中，从苏俄到苏联，中苏关系一直很稳定。不少苏共委员都不觉得与中国的关系会出什么大乱子。

　　在越飞出发前，不少委员提出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将苏共当下最重要的矛盾，苏联要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方向与经济路线上的矛盾带到了苏中关系的讨论之中。

　　最初的时候，越飞的报告让不少委员觉得很无趣。事情如此发展是正常的，不这么发展才是不正常的。

　　等越飞介绍完这些，有些中央委员们就想着赶紧散会，回去做自己的工作。当然，也有管铁路工作的委员倒是想多赖一会儿时间，管理铁路运输工作只会让一个名声卓著备受好评的同志成为千夫所指万众唾骂的无能恶棍。倒不是这位同志本身有什么变化，只要做了这份工作就注定是这样的下场。

　　此时，托洛茨基委员敲了敲桌子，其他委员们立刻集中了注意力。在苏共领导人中，托洛茨基有着很大影响力，虽然这些年中他的地位已经相对下降，但苏共委员们还不至于小看托洛茨基。

　　“同志们，我委托越飞同志向何锐主席提出了一些问题。何锐主席也给与了很有趣的回答。这部分的内容已经准备好了，文件现在就发给大家，由我来讲述这部分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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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说完，秘书就给每一名苏共委员分发了印刷好的访谈对话。托洛茨基亲自讲述起来。

　　何锐认为中国快速恢复社会稳定后，就将生产力向工业领域引导。关乎国家安全以及产业总体方向的建设，以及相关的交通、运输等基础建设由国家财政承担。在城市等基础建设方面，通过持续的长期建设，拉动民间资产投入。

　　听到这里，不少苏共委员已经有些被震动到了。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已经是苏共内部争论的焦点，但不采取这样的政策，又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委员们有自己的看法，却没办法提出完整的建设理论思路。

　　何锐的政策就明显不同，颇有整体的设想。

　　很快，更大冲击来了。就中国会不会因为市场经济而导致激烈矛盾的问题，何锐给出了他的看法。

　　‘未来社会公平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劳动者们只能靠劳动获得报酬，而掌握了资本与生产资料的阶层可以获得叠加收益。这就是效率与公平之不可得典型表现……’

　　托洛茨基此时讲述的口干舌燥，端起一杯水喝了起来。苏共委员们趁此时间快速浏览，但是相当一部分委员觉得自己看了，居然没能看懂。这令他们感到了讶异。